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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视窗

  • 【社科视野】胡安宁:以量化分析拓展文化社会学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表时间:2018-11-21 19:16:06  

    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凸显了文化因素对社会学多种经验研究议题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在此背景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将量化分析的策略应用于文化社会学研究。针对这一逐渐兴起的量化进路,本文的讨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常用的文化社会学量化分析手段提供一个概观性的回顾;第二部分将分析的重点置于如何将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和量化因果分析策略结合起来,重点辨析其中可能存在的挑战。

    文化可被操作化为特定符号及其相互关系

    众所周知,文化社会学的基本研究议题是文化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在这方面,很多文化社会学者借用了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对偶”(duality)概念,强调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影响。对偶的双方,一方是社会群体,另外一方则是文化。如果将对偶的概念应用于量化分析,学者们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对文化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操作化。正如社会学家罗伯特·乌斯诺(Robert Wuthnow)所言,文化涉及意义,但意义又是主观的,所以文化很难被直接经验分析。因此,学者能够直接研究的对象往往是承载文化意义的那些符号及其相互关系。这一主张可见于索绪尔经典的符号学分析,也和以亚历山大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强范式相一致(例如,亚历山大等人强调了神圣与世俗区分的符号体系在解释个体行动时的重要价值)。

    将文化操作为符号及其相互关系虽然让文化这一概念变得更加具体,但这一进路并没有为量化研究者提供方法论上的直接指导。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大量的文化表现中抽离出有意义的可资分析的符号;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某种手段将符号之间的关系展示出来。纵观现有文化社会学的量化分析可以发现,对于第一个问题,学者常常求助于特定的专业知识。例如,对音乐品味的文化社会学分析会基于音乐学的专业知识,这是确定一支乐曲是否具有文化意义的基本分析单位;对可视化对象的分析(例如图像)则需要求助于图像处理专家,将大量的可视化资料“切割”成有文化意义的小单元;对文本的分析则更多地是通过学者自己的阅读和分析,抽离出有意义的关键术语或概念。由于不同的文化对象有着不同的符号体系,对第一个问题的处理更加“情境化”。

    在确定了特定文化符号之后,下面的问题便是如何确定其相互关系。针对这一问题,有一些比较成熟的量化分析技术可资借鉴。一个比较经典的分析技术是多元尺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通过降维,把不同的文化符号在同一维度上进行分组。这方面做的比较成功的是布迪厄的品味分析。当然,为了完成分组,量化文化社会学者也可以采用多层次分类(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和聚类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将可观测的文化符号进行归类,从而确定彼此距离的“远近”。除了分组,我们也可以对符号之间的内部结构做进一步的细化。通过将不同符号看作一个大的文化网络中的节点,研究者能够采用网络分析技术来勾画符号间关联的有无以及强度。例如,我们可以将文献中的相关学者作为符号节点,通过分析任意两个学者在文献中同时被提及的频率,来刻画他们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分析多个学者构成的网络结构(例如,这有助于判断不同学者是否属于同一理论传统)。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分析技术更加侧重于对文化符号的分析。但是,文化社会学研究也需要考察对偶的另外一极:持有相关文化符号的个体及其社会特征。例如,某种品味和另外一种品味之所以更加接近,是因为有相当比例的同阶层个体同时持有两种品味。如果我们的分析目的不是单纯地考察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而是看对偶的两部分如何互动,那么一些其他的量化分析技术则可资使用。例如,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将分类化的对偶两极之间的相互关联尽可能保留,并将其在更低维度上展现出来。这个方法可被看作对多元尺度法的拓展。同样,既然我们能够用网络分析方法来展示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类似的分析技术也可以用来刻画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结构,并将之与文化网络结构结合起来进行二部图(two-mode)分析。最后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近期逐渐兴起的关联类别分析(relational class analysis)可以根据调查中相关问题答案所表现出的关系模式,将受访者划分为不同的文化人群。这和传统的直接基于答案内容的潜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相比,更加接近文化社会学分析文化图式的路数,即被划归为同一类的个体对相关问题的回答呈现相似的潜在结构并可能遵从相似的文化逻辑。

    探索从描述到因果的转向

    目前比较常用的量化文化社会学分析方法,其基本的任务是将文化操作化为特定的符号及其相互关系,并将这些关系化的符号体系与社会成员二者之间进行关联分析,以展示社会与文化的对偶性。但是,这些研究方法更多地是对经验现象的简化和描述。如果我们的关注点是看文化如何带来特定的社会影响,单纯的描述就不够了。此时,我们需要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和因果分析结合起来,以展现文化的“因果”效果。但是,从描述上升到因果并非易事。虽然文化具有显著的社会影响这一命题几乎是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共识,但长期以来,鲜有经验研究将“因果”与“文化”联系起来。笔者认为,分析文化的因果效果,需要解决三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确定文化“有”“无”时的状态。为了考察文化的效果,我们需要分析特定文化存在时和不存在时,某个因变量的状态各是什么。这在微观社会学研究(如以个体为基本分析对象的研究)中往往难以做到。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通常被看作一个宏观概念,适用于特定人群中的所有人。如果被分析的对象全部来自同一个文化体,我们没有办法得知在不存在这一文化体的情况下,这些人会有怎样的表现。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寻找到宏观文化在个体微观层面上的表现(例如特定态度问题上的答案或者答案的关联模式),以此将存在此表现与不存在此表现时的个体进行匹配分析。但这里的宏观—微观联系需要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二个挑战,如何确定文化“何时”产生作用。一个因果关系的确定,需要作为自变量的“因”发生在因变量的“果”之前。例如,必须先有教育,才能够看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回报。但事实上,我们通常无法明确得知个体何时接纳了特定的文化观念、习俗、价值和倾向等。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会给文化社会学的因果分析带来很大的困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个体的品味是重要的文化符号,但特定品味的形成难以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我们在观察一批大学毕业生时,就很难确定品味和大学专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某种品味可能让个体倾向于选择特定的大学专业(如文科专业);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因为学习了特定专业,所以培养了某种文化品味。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化效果的时间性与因果分析的方向是息息相关的。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确定文化“真的”产生了作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政治学家史天健曾经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人对政府的高信任现象。其中作为解释变量的是对传统权威文化的服从,即人们对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权威有很强的遵从性。但是,对传统文化的遵从以及政府信任都是主观变量,它们之所以有关系,有无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源自于同一种心理特质。换句话说,由于同一个潜在的心理特质的共同影响,对传统文化的遵从与对政府的信任之间“体现”出某种联系。如果是这样,这种联系就有可能是虚假的。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为了确定文化的因果效应,类似对“内生性”问题的质疑需要特别的处理(例如,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个体的稳定特质)。

    因而,如果文化社会学的量化研究希望从传统的描述性取向转向因果性取向的话,上述的三个挑战需要被正视。可喜的是,这方面已经有社会学学者进行有益的尝试。例如,欧洲学者贾维尔·保拉维嘉(Javier Polavieja)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论文就利用了移民过程所带来的文化变化考察了文化传统主义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可预期的未来,类似的研究应该会越来越多。

    总而言之,在社会学的不同分支领域中,文化社会学业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在传统的质性分析策略之外,引入量化分析手段,从描述性研究过渡到因果性研究,将是文化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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