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

·广西社会科学院2017年公开招聘拟聘人员公示 今天是

社科视窗

  • 【学术论坛】宇文利: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当代中国人的全球意识培育

    来源:  发表时间:2018-07-20 16:47:53  

    [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唤起当代中国人对于人类命运的情感认同和对于共同体的理性认知,也需要激励中国人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实践中。鉴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与国情现状,当代中国人需要增进对当代世界发展的了解,特别是对人类作为共同体的命运纠葛和利益参差,需要增强世界眼光,培育全球意识,提升共同体观念,以开放的视野、包容的心境、理性的方略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秩序与全球格局中来,通过开展闳放文化教育、加强政策引领,增强人们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在扩大的国际合作交往中提升中国人的共同体觉悟,构建符合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规律、时代趋势、利益格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开放世界;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意识

    [作者简介] 宇文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8)02- 0045 -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在国际化发展和全球性合作进程中提出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中国面向未来对促进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所作的重要选择。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融合国内发展和国际战略于一体的综合性战略,需要从多方面营造基础和条件。本文聚焦于当代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视角探讨培育当代中国人全球意识的问题,藉此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对当代中国人全球意识的诉求和培育问题。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全球意识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人类首先是自然共同体,具有相同的自然类特征和生理类需求,也具有面对自然世界的共同命运。从古时候起,关于人类命运的最为根本的问题便是人类生存始末、发展过程与存在意义问题。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的揭语就包含着对人自身的属性、本质、由来和命运的诘问。19世纪美国作家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中也指出:“我们人类的生活一直被一个巨大问号的阴影所笼罩。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原本从哪儿来?我们究竟要去向何方?”[2]可以说,诸如此类关于人类存在源头和前途命运的问答,都包含着对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存在与发展问题的思考,也都指向了人类作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所拥有的本体意识和主体自觉。基于生存需求的自然结盟到充满生活和发展需要的社会协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在愈发高级的程度和愈发广泛的范围内结成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作为命运共同体,人类在面对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时不仅面对着共同的问题,也承担着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当今天的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地球被称作“地球村”之时,人类在市场、科技、信息和交往扩大化中逐渐结成多维多构、层叠交织的命运共同体。现代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已经迫使人类在全新的视角上审视命运的共同性问题,也呼唤人类摆脱陈旧思维框架和片面观念镜像的局限,以现代化的全球眼光思考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全球意识

    在全球化时代,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实际上需要具备全球意识。所谓全球意识,是把存在于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视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复合体的自觉意识。全球意识的思维基础是人类共同拥有地球,而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共同体,不论是处在何种发展阶段的社会组织、民族组织和国家组织,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全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和活动的公共场域,也是人类平等友善交往与和谐共存的共同空间。在全球意识的引导下,任何隶属于特定国族的人都应秉持自由公正之心,摒弃狭隘偏私的自我中心主义并平等对待其他国族成员。概括地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和格局中,全球意识必须具备五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科学性,即全球意识并不是盲目地迷信和偏执地依赖某种万能的全球体系,而是科学辩证地看待地域与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体系的关系,辩证地处理全球认同与国族认异的关系;二是开放性,即全球意识并非闭塞和局限的,而是闳放地对待非本民族国家的人群及其存在;三是包容性,即全球意识并非狭隘的、排斥的,而是能够吸纳和凝聚外来的力量和资源;四是互惠性,即全球意识并非没有利益边界,其利益支点在于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之间所酝酿的全球意识是以互惠为前提的;五是持续性,即全球意识并不是随机偶发或转瞬即逝的思想意识,不是昙花一现,也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始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历程相伴随。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民族国家意识与全球意识的辨证统一

    全球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把其他国家和民族融合并视为与己同等同类的整体意识,也是相对于国家和民族意识的高远视界和宏大格局。在全球意识中,人类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具有生存依赖性和发展共同性。正如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3]他还援引乔夫·邓奇的话说:“共同体理想的一个固有的部分是成员之间共享好处的‘兄弟般的责任’,而不管他们是多么聪明和重要。”[4]当然,需要看到的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全球意识与客观上存在的现实性的民族国家意识之间既有明显差别,但也并非截然对立。实际上,全球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中现代人类意识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民族国家意识强调的是隶属于某一民族或国家的成员在利益、需求上的自洽性和独立性的话,那么全球意识则强调所有成员在现代世界体系和格局中利益相关和需求互彰的互洽性和依赖性。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没有思想藩篱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和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形式的人类联合体。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联合体”这样的字眼尽管可以指代村落、城市、社团及类似的群体组织,但在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基于某种特定生产力水平、以某种社会交往方式组织而成的社会共同体。就其本心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致力于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他们对于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在社会发展远景和未来存在状态上的理想设计。换言之,人类在其生存现实中享有诸多共同需求,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但在指向未来的发展前景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选择就是共产主义。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者,而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尖锐地指明了造成人类共同体的利益障碍和政治纠葛,使得后来人能够清醒地看到打造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潜在的路障。1884年,恩格斯撰文指出:“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未来的联合体将把后者(指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引者注)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对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结合起来,并且这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5]这个论断,实际上暗喻了以各种形式联合的共同体的利益范围与思想边界,也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所要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以及所要倡导的全球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支点和价值参考。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依赖共同价值的支撑。“一个共同体的共同价值也作为个人吸引联系的媒介,因为它们构成了社会吸引的特殊主义标准,它促进了该共同体中的成员在短暂认识之后友好关系的形成……在一个共同体中,人们必须对一个价值标准达成普遍的一致看法,根据这个价值标准,不同的商品和服务才可以加以比较。”[6]就此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显然不会倡导一种无原则、无标准和无底限的泛全球化的无疆界意识。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当代中国人具有全球意识

     

    (一)中华民族涵育全球意识的历史扫描

    就文明原型和文化传统来看,中华文明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明,中华文化也是一种闳放旷达的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基因和中华文化的血脉中并不缺乏救济天下的意识和体恤苍生的胸怀,这显然会为当代中国人涵育属于中国人的独特的全球意识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但是,就国家和朝代而言,中国历史上的汉唐两个朝代是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其他朝代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则大大压制了中国人的开放意识。德国思想家黑格尔就对由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盲目自大和封闭锁国批评说:“中国人过于自大,不屑从欧洲人那里学习什么,虽然他们常常必须承认欧洲人的优越。”[7]实际上,清代以前的内乱与锁国和清代以后被迫打开国门,都未能真正展现并充分发扬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闳放的精神真谛。近代以来,正是在既学习西方长处又抵抗西方侵略的矛盾和悖论中,中国人才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慢慢涵育着对外部世界和异域国家的意识觉悟与心理体验。这种在开放中逐步扩大的意识变革和精神变迁在向慕西方的先贤志士中率先发生,进而缓慢地波及并启蒙普通的中国人。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例,他也是在走出国门并“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8]后,才萌生了借力西强献身中华的全球意识,并逐渐确立了人类共同命运的信念。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强调:“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9]从中,我们看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贤志士在思虑中国问题时所抱有的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毫无疑问的是,只有具备了全球意识,在广阔的人类视野和高远的世界格局中思考并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才能真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二)当代中国人的全球意识相对匮乏

    之所以把全球意识视作当代中国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需要提升的意识,也是与当代中国人在全球意识上尚处于“总体性匮乏”阶段有关。众所周知,波谲云诡的国际关系变局使得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处于想要开放而又不能开放、希望融入世界但又屡遭排斥和打击的状态。长期的任人欺凌和被迫封闭的状态,严重地压抑着中国人的心灵,使得中国人无法真正做到放眼全球、拥抱世界。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地缘关系、文化背景、思维特征、发展方式和意识形态的隔膜,传统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得并不够多,谈不上有完整而明晰的全球意识。19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大大加速了中国人与外部世界交流合作的进程,也大大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毫无疑问,当代中国人的开放意识、自由意识、包容意识等都大大增强了。但是,由于中外交流合作的范围、阶段、层次和领域所限,除去为数不多的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和高端商界人士对国外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较为宽广的眼界,就其普遍意义而言,当代中国人在许多深层次方面至今仍然并不深入了解西方。尤其是,当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重大的时代责任和宏大的实践命题时,当代中国人仍需要适应时代和实践要求而培育健康而积极的全球意识。实际上,培育健康而积极的全球意识,其目的正在于让当代中国人一方面正确地认识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态,认清当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增强政治自信、文化自信和社会自信;另一方面充分地了解外部世界和其他国家人们的真实社会生活样态,把握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增强与世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从而把当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时代荣光。

    (三)当代中国人具备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这个基本方略是面向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恪守并致力推进的重要外交思想的体现,是基于对当代国际秩序体系中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缜密审思而作出的战略倡议,也是在高远的国际格局和宽广的世界视野中定位当今中国发展及对世界贡献而作出的重要部署。作为该基本方略的制定者和引领者,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着把中国命运与世界前途、中华民族命运和人类命运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与建设模式。这既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所决定的,也是继承发扬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的表现。但要扎实推进和实践好上述基本方略,毫无疑问就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就此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重要方略,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必然选择。由此可以说,提升中国人的全球意识也是当今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四)培育当代中国人的全球意识必须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建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仅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的发展前景,而且致力于造福全人类即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共同体的认同需要以全球意识为基础,实际上就包含着人类意识的变革和不同民族国家群体在思想意识上的融汇沟通。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指出:“当我们现在说任何一个生活共同体都具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所有……精神性实在的总体性在不同的共同生活空间中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共同体不仅(有可能像在我们的第一阶段论述之中所出现的那样)是某种由共同的生活行动结合而成的总体性;它同时也是由那些在它内部出现、包含着它的集体生活之结晶的精神形成过程结合而成的总体性。”[11]对当代中国人而言,要获得对人类共同体的认同,需要培育作为意识“总体性”的全球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当代中国人能够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秉承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参与到人类共同命运的建构中,在政治上保障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相互尊重、中国与世界之间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相互关系;在经济上促进经济自由与合作共享,促使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提升文明多样性的话语权和促进文明交流的扩大化;在国家安全上反对国际的、地区的争端与威胁,消弭分歧、管控危机;在生态上建构并维持全球一体的生态文明观,加强共同资源保护与利用。凡此种种,都是当代中国人在全球意识指引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必须作出的实践选择。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当代中国人全球意识的培育途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人类将能够在相互交流与协作中共享最大程度的共同性,也意味着必须支持共同体之间的意识互动和精神共融。有论者指出:“正在出现的世界共同体唤起我们对全球境况寻求一种全新的理解,这在历史上尚无先例……我们是一个具有共同命运的人类大家庭。随着世界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我们不仅认同于整个全球共同体,也认同于我们的本土共同体。”[12]只有本土共同体的意识与全球共同体的意识之间得到了沟通、协调并最终达成一致的共识,全球意识才能够建构起来。因此,当代中国人全球意识的培育过程,实际上也是把当代中国人作为本土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意识与全球共同体的世界意识相互桥接并逐步融合的过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当代中国人的全球意识培育应该侧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开展积极健康和广泛深入的闳放文化教育

    在世界文明大家庭中,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唯一未曾断流的文明类型。这一点,近世以来许多中外思想家都普遍认可。黑格尔就曾赞叹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13]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有吐故纳新的机制,有开放包容的品质,也有博观约取的优势。这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也是其生命力和活力的源泉。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呈现形式和载体。在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体系中,闳放旷达的中华文化是促成中华文明吐故纳新、开放包容、博观约取的要因。今天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今天的世界也是一体化的世界;本性的中国人是心灵博大的人,当代中国人更应是闳放包容的人。当代中国要引领时代、走向世界,特别是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努力提升当代中国人的全球意识。培育当代中国人的全球意识,首先有赖于国人养成开放胸怀和外向视野。唯有心中怀有全球,才能够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使命;只有把目光投向世界,才能有博大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为此,应充分发扬中华文明的博观约取的优势和开放包容品格,开展积极健康和广泛深入的闳放文化教育,把宽舒豁达的文化基因植入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世界和心灵生活中。

    对当代中国人进行闳放文化教育,需要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提供关于其他国家准确的、全面的和必要的介绍,从基本国情、政情、民情和社会情况,到历史规律、现实举措和未来发展趋势,准确的知识和信息有益于补充当代中国人对全球其他国家情况和异域文化的科学认知,增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只有充分地了解另一种文化和世情后,才能够在国际交往和世界联系中建立起积极健康的认知;同时,为保证能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实际情况,也需要教育人们以宽容的心态去甄别和处理与其他国家民众交流中的思维差异,协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们在价值立场和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客观地说,不同国家的民众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造成思想分歧和交流隔阂的深层原因,也是影响共同体内部人们的认知,造成思维对立和观念对立的关键因素。开展对当代中国人的闳放文化教育就是要逐渐打开人们的视野,赋予人们开放、进步、包容、辩证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理念,从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提升人们的认识能力、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解决好当代中国人思想认识中的矛盾和悖论,消除对不同国家和人群认识中明显存在的理解偏差和认知偏误,增进人们对全球共同价值的科学认识,以便更有效地提升当代中国人对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外部世界的新认识。

    (二)以科学的政策激发并提高当代中国人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

    全球治理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世界、适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战略思路。在党的十九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4]。毫无疑问,参与全球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引下,以中国人民为参与主体的集体化的社会行动,也是当代中国人的全球意识得到培育和提升的实践空间与锻炼场域。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变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必须激励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唯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建构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定和谐、稳定、发展和美好的前景与未来。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共同的思想信念,也是一种鲜活的行动实践。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相互之间的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就是这里应该被理解为默认一致的概念。它就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和同情。”[15]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所包含的默认一致的思想信念必须靠科学而适宜的政策来规制、支撑和保障。在社会运行体系中,由社会核心组织制定和推行的政策是手段,也是工具;能够产生活力,也能够产生效果。科学的政策能够激发和保障人们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行动的最终成果和最大效益。为此,要培育当代中国人的全球意识,需要从政策激励上着手,提高人们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在这方面,一是要强化国内政策利用,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所开辟的区域与国际合作的契机,提供适宜的经济政策扶助国内民众、团体和企业参与到走出国门的创业实践和建设行动中,通过政策调动人心,鼓舞干劲,提高人们加强国际合作、建立经济发展联盟和合作共同体的积极性;二是要强化对外政策沟通,与国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实现有效对接,同时用科学的对外合作政策纠正人们思想观念中的认识偏差,为当代中国人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提供政策护航;三是要创新政策平台,借助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继续构建政治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全球发展联络与治理的新平台,同时加强政策配套和机制扶持,激发中国人参与全球治理的动能;四是要保障政策落实,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敦促并检查政策激励的落实与实现程度,提高当代中国人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治理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在日益扩大的全球交往合作中提升当代中国人的共同体觉悟

    当代世界是一个开放世界,是国际交往普遍化、深入化和充分化的世界。世界上的各国各民族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结、相互影响且难以割舍的命运共同体。就其实际状况而言,从过去常见的经济合作、政治协同、文化交流到现在涌现的区域综合协作、跨界联合作业,全球性的交往与合作已经扩展到地球的所有角落,其形式极其多样,其影响至深至远。可以说,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扩展,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能够逃离全球化的影响之外,所有人类都纳入并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分享着共同体的命运。在这样的时代和世界中,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而言,闭关锁国都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新时代的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与大国的协调和合作,努力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在这样的情势下,当代中国人不仅应认识到自身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角色,而且应当认识到作为中国人在参与全球合作交往中的地位,承担起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义务与责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着眼全球、服务世界的行动方案。意识是行为的前提,思想是行动的前导。没有科学、健康和普遍的全球意识,人民群众就无法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方案中来。然而,意识的养成毕竟意味着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的转变。卡尔·曼海姆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通过接纳新的世代——就他们的方案而言——而继续生存下去的;而且,由于他们把新的方案加入到共同体的生活空间之中,所以,这些新的世代变成了实际存在的东西的承载者、变成了即将产生的东西的塑造者。这意味着,这里存在一个使整个精神结构进行稳定的和持续不断的革命化的过程。”[16]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需要在日益扩大的全球合作交往中实现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转换与变革,实现对传统思想意识和世界观念的现代更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提升全球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当代中国人的共同体觉悟。

    提升当代中国人关注并参与与构建人类未来前途和发展命运息息相关的共同体觉悟,需要通过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合作塑造人们的意识变革和精神革新,让中国人认识到自身不仅拥有作为中国人的基本身份,而且也要意识到中国人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就前者而言,全球化和国际交往合作实际上是一个二律背反的过程,它们所带来的既有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也有对既有政治和文化体征的认异。因此,要提升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共同体觉悟,需要人们锻炼并提升对自身与人类共同体关系的理性自觉。就后者而言,在日益扩大的国际化协作与交往沟通中,人们会因为与源于其他文化、国族的人群的交互协作而获得对自身与人类共同体关系的他觉,即由他者带来或激发的对人类共同生活的体验和感知。毋庸讳言,人们的共同体觉悟养成和提升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完成,而且也会因时因地因情境的变化而出现反复。不过,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而言,在国际交往合作中增强当代中国人的共同体觉悟,终将是必然的不可推卸的使命。

     

    [参考文献]

    [1][10][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60,

    25,60.

    [2]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人类的故事[ M ].欧阳旭,李晓星,译.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9:1.

    [3][4]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 M ].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5,69-7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47.

    [6]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M ].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86-387.

    [7][13]黑格尔.历史哲学[ M ].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42,122.

    [8][9]孙中山全集:第1卷[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47,225.

    [11][16]卡尔·曼海姆.文化生活学论要[ M ].刘继同,左芙蓉,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337,337.

    [12]哈佛燕京学社.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88.

    [15]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M ].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1-72.

    [责任编辑:陈梅云]

    [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大项目“高校青年师生思想政治状况跟踪研究”(2015MZD107);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改革”(16JJD710003)

    (来源:《学术论坛》2018年第2期)

分享到: